浙江为何都是民营企业？
看了很多答案，好像都只是在分析表层原因，我来扯一个可能比较靠谱的原因吧——因为浙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红利比任何一个省份都要丰富和充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这种制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所有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全部集中起来进行配置，当然它的效率也是最低的。
改革开始后，首先是农村开始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尝试，这是市场力量第一次进入资源配置的领域并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当然这也是与中央政府放权让地方搞活经济的大方针一致。但农村毕竟只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真正让市场机制开始席卷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是对外开放。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是在广州建立出口加工区，随后又在深圳等沿海城市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所谓“出口加工区”其实就是一个对外加工制造基地的意思，它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办厂，产品可全部出口而不必缴税；而“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引进外资建设工业项目，产品内销外销都有。这两个政策的核心都是要把原来封闭的国内经济激活，引入竞争和市场的逻辑来刺激经济发展。
这个政策最先得到实惠的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是最开放的城市，上海最先获得外贸自主权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试点，从而率先成为“体制红利”的最大受益者。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979～1984年间，上海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65亿美元增至3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5%。然而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突然飙升至1215亿美元，翻了四番还多！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在这五年间上海的进出口额增长了五倍多，相当于后面十几年增长的总和。
那么为什么这么惊人的增长发生在80年代中期？原因是这时期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此外贸企业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原来层层批文的繁琐程序被彻底取消了，企业可以自主地和国外客商联系接洽，签订订单，进口材料和设备，组织生产，最后将产品售往国外。
毫无疑问，这一举措极大地释放了企业的活力。那么有没有企业和产业能够从中获益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在上海就有着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的洗礼下飞速发展壮大，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江浙模式”——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浙江其他地级市，例如宁波的北仑港原是一个小渔村，通过吸引外资建设出口加工区，迅速崛起为一座现代化的海滨新城；台州的温州，原来是以家庭作坊和个体户为主要形态的民营经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逐步成长为当今的中国电器之都。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最初的那二十年，对于浙江特别是县域地区来说，最宝贵的就是体制红利，它就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这片土地上原本贫瘠的土地，让民营经济有了成长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