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经济哪个好？
中国的经济，有两个方面是最不能忽视的。一个是政府的作用，一个是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城建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是，市场经济不等于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像社会主义也不等于计划经济）；中国仍然有宏观调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中国从1994年开始分税制体制改革，此后中央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2013年达到12.7%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的利益得到保障——因为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以往地方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调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怎样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调整宏观经济的政策。 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城建投资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色内容，这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房价过高问题，等等。当然，房地产对于地方财政的贡献更是必不可少。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如何平衡房地产的问题，如何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如何调整宏观经济的政策，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通胀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际原油、有色金属等价格都在上涨，国内也有流动性过剩的担忧。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将会影响中小企业的经营，也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面对输入性通胀和国际油价的暴涨，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的核心杂志上发表的论及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不断增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兴趣推动了新的数据的收集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专题讨论会以及新的学会和期刊也陆续涌现出来。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还专门开设了中国经济研究的项目。这股中国经济研究的热潮与90年代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经济学者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计划经济问题上。由于所获得的数据极为有限，许多基于假说和猜测的研究并未产生出多少持久的学术价值。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者在中国开展实证分析，他们所进行的制度和案例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实际的认识。这些研究是9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大部分都与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有关。尽管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绩效、中国经验的可重复性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等问题上，仍有激烈的争论，但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观点。
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问题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大量浪费和低效率的争论曾出现过几次高潮。尽管一些学者仍对我国经济数据的质量持怀疑态度，但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基本可信；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类似发展阶段上的水平，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也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经济学家对我国单位能源消耗产出、外贸依存度、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等指标作了大量的国际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绝大多数结论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符合实际的。我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比如，林毅夫和蔡昉利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有关统计，从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考察我国增长过程中的低效率程度，发现尽管中国的上述指标分别比发达国家和美国高13-22倍和2倍，但和收入水平与我国相近的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高。江飞涛和陈宪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实际水平进行了估计，并把它置于国际宏观经济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率不仅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中国投资的无效性，相反可以证实中国投资的有效性。
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的实证研究，也大都支持高速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和保持高效率的观点。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索洛模型或其他新古典模型的框架内考察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由于索(罗)模型的参数是通过跨国数据拟合得来的，它对任何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解释能力，尤其对经济增长加速或减缓的阶段性解释能力是不足的。因此索(罗)模型的实际使用受到了不少限制。另一类研究的突出成就是人力资本研究模型的拓展，它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黄有光等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的国际经验，指出了我国存在的“人力资本过剩”问题；蔡昉和都阳从我国收入分配变动的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并进而证明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能够补偿高回报所引起的分配恶化现象；李实和史泰平用一个改进的劳动力质量模型估计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他们的研究表明1978—1989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促进了2.2%的产出增长率，占我国同期平均6.8%的产出增长率的32.5%，而且对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都在25%以上。
就资源配置效率而言，许多学者对我国某些行业和企业普遍存在的低效率和浪费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挑战。有关中国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是否存在“过度工业化”的争论是资源合理有效配置问题的集中体现。对这一理论判断的实证研究在90年代中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林毅夫和蔡昉用一个具有高度解释力的计量经济模型，从实证上证明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中国并没有过度积累资本，工业也没有过度发展，因为工业增长并没有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工业品的高价格也没有超出它的实际成本，工业部门积累的高利润也主要是由高生产率造成的。他们还用事实证明了所谓“重工业偏向”也是符合比较优势的。
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和资源有效配置的效率与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