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杭州路在哪？
1940年3月，遵义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黔北，消灭我党领导的游击部队和民众力量，便集中力量攻占遵义。 为了粉碎日寇的进攻，中共贵州省委派邓华为特派员来到遵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遵义抗战三烈士”事件——即1940年3月26日在遵义城区杀害我八路军驻黔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新四军驻黔办事处代表黄诚、青年救国联合会代表李英华等三人事件的背景与经过。
为掩护林伯渠等人撤离遵义，中共湘蜀地方党委派遣袁正平率领一支精干武装潜入遵义城内，准备在日军攻入市区时，由袁正平带领这支武装把日军引入我根据地，里应外合击灭敌人。 但由于叛徒出卖，袁正平在进人遵义城后不久，就被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逮捕，关押于贵阳“剿匪总司令部”监狱，后虽经中共党组织多方营救，仍被军法处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在遵义县城以东约五十里的泮水镇，以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新编第一师第四团营长卢忠汉为首的伪满军队三百余人，在受降仪式上公开拒绝向延安方面的我八路军将领签字投降，并劫持我军前往云南的军用卡车二十辆，携带轻重武器大批弹药及给养物资逃奔滇缅边境。 上述两个事件，使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任仲夷意识到，目前国民党已完全背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贵州境内积极推行反共防共、限共逼共的政策，中共若再不采取自卫行动，就将成为国民党当局压迫、排挤的对象，有丧失贵州抗日根据地的危险。 据此，任仲夷于1940年4月25日晚，在遵义市郊鸭溪场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鸭溪会议”，作出部署，决定率先在遵义地区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以扭转不利局势。
根据“鸭溪会议”精神，我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由王震团长、刘振球政治委员率领，从四川出发进至贵州毕节一带，配合在遵义地区活动的我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部队，给沿湘黔公路向西进犯之敌以有力打击。
为此，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首先在南川的河神庙、水坝塘，将西窜之敌一部击溃；继而于毕节以南的马干山，又全歼该敌一个整编旅；继而乘胜追击，直抵黔北重镇乌江镇附近，一举将盘踞于此的伪黔北警备司令吕翼所部全部歼灭。 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的连续胜利，极大地振奋了贵州人民的士气，也使正在与日军激战的重庆各界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于是，重庆《新华日报》特地将我军的胜利写成通栏标题发表，赞誉我军的胜利是“好消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