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还能走多远？
鲍雯最佳答案
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时代的特征就是制度变迁的宏大叙事。 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由上而下的改革，这场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旧有的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体制，这一方面表现为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在计划经济下的一切资源（包括人财物）都归于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计划调配，这种模式其实就体现为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它带来的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市场的缺失。
市场机制的确立是中国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方向，这是中国改革取得的重要成就。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资源配置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竞争。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几年里，各种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在不断加速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价格不断形成，企业、政府和个人所承担的要素价格反应了这些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 除了市场体系之外，法治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让政府的行为法治化。只有政府的决策程序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统一，才能构建起有效率的制度架构。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自信地描绘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制度建设的新时代。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在经济市场化改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渐进式的政治民主化道路。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过去和将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基本关系是，由于经济改革推动、培育和壮大了各种利益主体，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政府就必须不断向其它各种社会主体放权，以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而向其它社会主体放权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因此，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讲，是用经济改革推动和倒逼政治改革。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继续沿着这条渐进式改革道路走下去，中国的发展就能既保持政局的稳定，又不断实现政治民主化，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这样的观点，在笔者写的《中国政治改革陷阱论》一书中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该书认为，上面所说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关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相反，在政治体制上一直都在倒退，一直在不断强化党政体制和集权化程度。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向其实是背道而驰，政治体制是向集权运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不是走的一条渐进式政治民主化道路，相反，走的是一个党政体制不断强化的非民主化道路。所谓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改革齐头并进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这两种改革不仅不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恰恰是相互矛盾、不兼容的两大改革路线，实际上不可能协调和兼容进行推行，中国30多年的改革经验证明，经济改革实际上是被高度党政集权体制操控，党政体制不仅没有为经济运行、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其他有效支持，反而成为制约和阻碍经济改革的主要力量。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广大劳动人民以自己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被迫承担党政体制转轨期的各种改革成本和代价换来的。
在党政体制操控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党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固有矛盾的不断凸显，党政体制操纵和驾驭经济改革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化，最后将力不从心。党政体制对经济改革操控力减弱的结果，就是导致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问题上不断出现“两难”。党政体制为了保经济改革继续发展，就要搞经济市场化改革，这样就越来越受制于市场化经济规律的束缚，被市场规律牵着鼻子走，越来越不能左右和操纵经济市场化改革。而当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市场化程度达到很高水平，市场规律对党政体制的反支配程度达到较高水平时，党政体制为维持其生存、统治，就不得不放弃市场化改革，甚至为保党政体制而不断加大政府控制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破坏市场运行规则，其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摆脱粗放型增长，难以可持续发展，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在党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将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可能在党政体制操控下兼容进行，所谓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走上这条没有“回头路”的改革道路，最终都会被迫中断经济市场化改革，而且由于党政体制具有很强的惯性和生命力，导致经济市场化改革被中断后，政治体制将很难实现民主化。因此，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死路。
